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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李书磊的成长转变  

2017-01-08 10:37:05|  分类: 自主性学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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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李书磊,似乎一直都在极力避免“庸人”的命运。熟悉他的人以为他会做一个大学问家,没想到他最终走上了仕途。

“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庸人,40岁的老不死。”在自己的文章里,李书磊不断引用这段话。

1990年,李书磊26岁,博士毕业,刚进入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工作半年。在一次小范围的研讨会上,欣赏他的室主任用这段话当众劝勉这个14岁就考上北京大学的公认的“神童”,不要像火柴一样转瞬即灭。

当时,历经人生冷暖的李书磊正在使自己逐渐习惯“平庸而快乐”的日子,这段话如当头一棒,令他自省。从此,“避免庸人的命运”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如警钟长鸣,不管是在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还是担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短短两年,或是2016年初履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之时。

 

神圣、牺牲与浪漫

 

李书磊常常梦见初中校园。

学校很大。西边长满大杨树,他常常将课桌扛出来放在树下,躺在桌上午休。东边是一片新栽的小杨树,泛青的树干上起着棱,微黄的、似乎有点透明的嫩叶上跳跃着灿烂的阳光。他觉得这个学校有着新锐而又殷实的气象。

1964年,李书磊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刘庵村,自小家贫,温饱都勉强。父亲在原阳二中教书,一周回家一次。哥哥大李书磊十多岁,在离家不远的破车庄学校做民办教师,待他如兄如父。

李书磊还未上小学就求哥哥教他识字,未及学龄便进了哥哥任教的学校。他左肩背一个大大的书包装课本,右肩挎一个小小的红色塑料袋装“红宝书”。学校离家二里多路,年幼的他还不能一口气走完这段路,中间得停下来歇脚。上小学时,他就能背36首毛泽东诗词,而且用的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周围人总夸他聪明。

因“文化大革命”断了求学之路的哥哥,颇有些怀才不遇之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李书磊身上,要他做鸿鹄不做燕雀,每天晚上都用“文革”前的课本作教材,在灯下给他讲高年级的课。

李书磊爱上了看书。星期天,他总坐在屋后的树荫里看书,太阳晒过来,他就再找树荫,就这样逐着树荫走,一看就是一天。小学毕业,他已读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竖排的《水浒》《桃花缘》,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和《故事新编》等。

1974年,10岁的李书磊跳级进入初中。初一时,为了歌颂“新生事物”,他创作了1万多字的小说《朝阳》,写的是学生为了创办木工组和一心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校长之间的斗争。他还将报上一篇寡妇再嫁的报道改编成了快板书,快板书被贴上了墙报,引起轰动。

当时流行的英雄主义深深影响了他。很多年后,他都清楚记得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四海为家劳苦的生活几十年。”还有毛泽东的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种神圣、牺牲与浪漫的情怀,成为他童年的向往。他喜欢鲁迅,对《华盖集》中的《战士和苍蝇》颇有心得,觉得自己是战士,被他鄙夷的人则是苍蝇。他想成为一个鲁迅那样的伟大的文学家,并且颠沛流离、四海为家。

1976年9月9日,他跳级进入高中。这一天,正是毛泽东逝世的日子。第一节课上,全班抱头大哭。一个月后,“四人帮”被捕。一年后,高考恢复。李书磊第一次有了切实的个人目标:考大学

高中期间,他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照片中,让他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面光可鉴人,他们的影子都映在上面。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桌子。光亮的桌子对他而言,代表着高级、精美与文明。他对北京大学萌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1978年,14岁的李书磊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他对这个专业并不了解,只是希望能在图书馆里读遍所有专业的书,成为亚里士多德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那年秋天,他坐着北上的列车,觉得整个世界刚刚苏醒,前途未可限量,如同他刚刚开始的人生。

 

发扬蹈厉的北大青春”

 

看到北大的校舍和教室时,李书磊是有点失落的。

光可鉴人的桌子太少见,反而到处是油漆剥落的简陋木桌。房舍很旧,有的还有破败之气。但他又暗自有些庆幸,这样的北大让他觉得亲切。

1978年,共有两批新生入校报到。2月入学的是1977级学生,10月入学的是1978级学生。

这是文革十年后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第一拨学生,年纪从十多岁到三四十岁都有,应届生很少,多是上山下乡过的知青,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都有,全校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在班级里,14岁的李书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北京大学1977级经济系学生、后来成为政治学者的吴稼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经济系和图书馆学系男生都住37号楼,上课、吃饭常常碰到。很快,圆脸、个子比其他人矮一大截的李书磊引起了大家注意。“我那时想,他为什么不去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呢?”

北京大学1978级中文系学生马相武也注意到了李书磊,因为这个“小孩”总来他们班旁听。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马相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旁听的人很少,像“这个小孩”这样几乎所有课程都不落下的更是少见。

经历文革后的北大中文系,刚刚复兴。教室不多,77、78级常常被安排在一起上课。新教材尚未出现,参考教材多是60年代的课本,上课需大量记笔记。名师们重新出山,为本科生授课,如严家炎、谢冕、袁行霈、温儒敏、洪子诚等。“这个小孩”总是默默坐在最后一排或者边上,不主动和中文系的人说话,但也并不害羞

马相武住在32号楼408,一周总有那么几天,“这个小孩”会从他的宿舍门前经过,去找406的刘震云。刘震云向大家介绍,这是他的老乡李书磊。

刘震云也是河南新乡人,和李书磊家只相隔了几十里地。他大李书磊8岁,曾领着李书磊去看天安门。李书磊至今保存着那天的照片,两个豫北农村来的孩子都穿着中山装,扣着风纪扣,望着天安门。刘震云的胳膊下还夹着个画夹,看起来像是拿错了道具。

刘震云和李书磊常常去北大南门边的操场打篮球,打完了就坐在操场边谈文学。刘震云总是穿一身军装,李书磊常穿一件蓝色外套,一绿一蓝、一高一矮,很是显眼。马相武常能瞥见刘震云滔滔不绝地说着,李书磊话很少,默默地听着。

在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最高理想往往是当作家、发表小说。如果哪个同学在书报上发表了小说,大家就会争相传阅,羡慕不已。甚至,学生还被允许用诗歌、小说等作品代替毕业论文。李书磊也被这种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年纪尚小,不谙情爱,每日往来于图书馆、教室与宿舍,并无具体的阅读计划,只是一点点啃食着庞杂的著作。他还加入了学校五四文学社的诗歌组,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一首诗。

大三时,李书磊决定放弃图书馆学,改修文学。1982年,他如愿以偿,在数十名考生中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是谢冕和张钟。

李书磊对当代文学深感兴趣。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当时主要研究文革前17年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两个阶段。文革后,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相继成为文学的主题,现代化、存在主义等思潮被引入中国。李书磊觉得,当代文学与现实紧紧贴合,充满挑战,蕴藏着“由冬返春般的勃勃生机”,呈现了“生命与情感日渐温热的真切感受”。

而导师谢冕那种“敏锐、勇敢而又充满激情”的批评风格,也正应和了他自己那“发扬蹈厉的青春”。80年代初的北大,在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焕发着生机。在谢冕看来,北大是社会才俊集聚的地方,而这种集聚能唤起学子们对社会和公众的使命感,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他将洁身自好的北大比为孤岛,学生们则“把清新的空气,带给孤岛以外的地方”。马相武也回忆,77、78级的学生,颇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的精神,人人胸怀“救国、报国”之志。

这种思想解放运动和精英意识,很快使李书磊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他感到自己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归于健全”。

 

恰逢其时地成熟起来”

 

1986年,李书磊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文艺理论组。工作一年多后,他再次考回北大,攻读现代文学博士,师从严家炎。虽转变了研究方向,但他对当代文学的兴趣并未停止。

在攻读博士期间,李书磊展现了不同寻常的社会活动、写作和科研能力。他与当时的多数北大精英一样,关切文学、社会与政治,频繁发表评论文章。他为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学形式叫好,是“现代和现代化的信仰者”,相信市场经济和民主。

逐渐地,批评家李书磊的名号在北大叫响。这拨文革后进入大学、集体崭露头角的评论家,被称为“青年批评家群体”或“第五代批评家”。据说,这个辈分是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排起的。

1990年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梁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80年代的风云已经止息,但校园里口口相传,都知道北大中文系曾有两大才子,一个是李书磊,一个是商伟。

商伟是马相武的同班同学,比李书磊大两岁,16岁考上北大,研究元清明文学,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相武说,两人都属于“又小又聪明”,在同届学生中十分突出。

1989年末,李书磊博士毕业,再次进入中央党校工作。这之后的一两年中,他在北京西郊蓝靛厂附近赁屋而居。

此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代逐渐远去,不属于文人的市场经济时代即将到来。李书磊话很少,也鲜有朋友来访,总是一个人在窗下读书。

他素来亲近现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而此时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我分析,这是因为面对“多变而陌生”的时代,人会本能地要从祖先的传统中寻找应对的力量和智慧。

一个傍晚,他放下古书,走出楼门。天上纷纷扬扬飘着大雪。他一下子想起了艾青的一首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知为什么,突然泪流满面。

后来,他回望这段日子,认为自己“恰逢其时地”成熟起来了:“在热与闹中成长,在冷与静中成熟。”

 

入仕与读书

 

魏天祥仍然记得自己把李书磊招进党校的情形。

1984年,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文艺理论组分到了两个进人名额,党校组织部让副组长魏天祥去北大中文系招人。

北大中文系给魏天祥准备了几个被推荐者的档案,以及一本优秀作文选。优秀作文选的第一篇文章,作者便是李书磊。

李书磊的文章叫《我的生存空间》,大意是,读大学时他住上铺,生存空间有限,但发展前景却是无限的。“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新意,这个年轻人很有头脑、有眼光。”魏天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党校招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标准:能写、能说。还没见到李书磊本人,魏天祥已决定要他。

当年年末,硕士毕业的李书磊进入中央党校,担任助教。接触多了,魏天祥发现他视野开阔,不循规蹈矩,其眼光、行事作风都和其他硕士毕业生不太一样。

有一次,李书磊跟魏天祥说起,自己决定读三个系列的书: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西方经典著作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魏天祥颇为震动,因为他自己到党校后只觉得要加强读马列著作,没想过另两个系列。假期里,李书磊也不在家歇着,而是沿着京杭大运河考察沿岸乡土人情。

1989年,李书磊博士毕业前,主动联系中央党校,想回来工作。

因党校系统调整,他原先所在的文艺理论组已并入语文教研室。语文教研室的领导之前便赏识李书磊,立刻联系学校组织部门。经过审查,李书磊回到党校,成为讲师。

当时在语文教研室工作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书磊经常和他一起讨论问题,从中国文学到西方文学,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李书磊尊他是长辈,总是虚心讨教。这位教师回忆,李书磊年龄不大,却十分稳重,一心向学,室里的老一辈教师都非常喜欢他。

在北大受到的学科训练和扎实的阅读基础使李书磊很快脱颖而出,被当作培养对象。党校教师均要参加挂职锻炼,确定李书磊的挂职地时,相关部门征求李书磊所在室领导的意见,对方表示,地方越偏远,越能锻炼他,越好

1992年1月,李书磊赴河北省秦皇岛,在该市最贫困的青龙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李书磊带着古书下乡,白天处理村中的大小杂事,晚上在农家炕头上阅读经史子集。人声、犬吠、鸡鸣,声声入耳。他想,孔子听到的,应该也是这些声音吧。

这种生活,恰恰是他在书斋时向往的。他不赞同读书人一味面对青灯故纸,汲汲于茶杯里的风波,而认为应作“观世音”,倾听众生苦乐。别人眼里,做官是俗,读书是雅,他却觉得,“大俗对大雅有一种成就,大雅对大俗则有一种拯救”。比如唐宋八大家,既是官员,也是文人,是他眼中难得的文化样本。在他看来,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会心和觉悟啊”。

“那在村头拄杖而立、搭手观天色的老者,那因劳苦而满脸褶皱一如中年却又性格开朗浑若顽童、不说笑话不开口的青年男人,那一件普通的花衣就打扮得娇艳美丽、被当地人称作‘高山俊鸟’的农家丫头,那在夕阳中深情依依的幼杨林,那在冬夜的热炕上就着烈酒讲述的伤心或残酷的故事,都把中国的形象与色彩印入我的心中,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族人、我的家园和我的历史。”他写道,“我明白只有这一切才能真正地感动我并且成就我,才能真正使我痛苦或者幸福。”

1993年5月,李书磊结束挂职,回到党校,被提拔为语文教研室主任。这一年,他刚满29岁

据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语文教研室教师透露,李书磊没有做副主任,是直接提为主任的。教研室内有人不服气,室领导直言:“他业务好,一心向学,品行也好,唯一的问题就是年纪小,但年龄不应是提职的障碍。”

同年,谢冕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李书磊博士期间所著的《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作为一册,被收入其中。这套书成为了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目。当时仍在北大学习的梁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书磊的研究课题在当时颇具前瞻性,直至今天都属于热门领域。

此时的李书磊已是副教授,他在后记中提到了领导对他的寄语,他写道:“逃避庸人命运成了我生活的主题。”他希望自己能永远拥有旺盛的求知和思想欲望,拥有经历并且表达人生的强烈的内心驱动,“一如少年时代”

“庸人”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李书磊从青龙县挂职回城,眼前的城市是高楼、电脑、好莱坞电影和后现代主义的世界,他的生活则是市民化的,逃不开薪水、职级、分房、购物等现实处境。商品大潮袭来,他却觉得内心充满磨损、疲惫和懊恼。

人生快至一半,可是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真正的学术构建还没有完成,传世之作尚未出版,他觉得惶惑。他时时记起那个古书和乡村构成的朴素的中国,以及这个朴素的中国所给予他的召唤。

他好不容易熬到分到了一间独立办公室,向阳,新粉刷过。他每天会从家里步行20分钟,去办公室看书。这20分钟是他身心放松的时光,他会留意观察路边卖菜的老农、带小孩走路的老太太,以及草木的荣枯。

 

仕途快车道

 

1994年,经单位举荐,李书磊进入中央党校开办的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中青班是专门培养厅局级、省部级后备干部的培训班,当时中青班学员的级别尚未完全规范,但进班后就意味着被作为后备力量培养,却是不言而喻的。

曾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的周亮早就听说这个年轻人。“他业务很强,写的东西老到,不像是年轻人的笔调,在他们那一辈人里出类拔萃。”周亮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他特意去中青班宿舍,跟李书磊见面。谈话的内容他已不记得,但李书磊的书生意气和文学造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个读书人。”

1995年,31岁的李书磊被评为教授。早于这一年,已有人建议破格升他为教授,但一位领导认为年轻人应踏实做学问,不应在乎虚名,没有同意。

1997年,李书磊被任命为文史教研部(语文教研室属于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两年后,升任主任。

他曾找老主任,表示自己不能胜任也不宜出任,老主任说,你为人正派,脑子够用,业务上又压得住,没什么不能干的。其实早在1993年左右,老主任就和两名副手达成让李书磊接班的一致意见,之后又与党校组织部门做了沟通。

1998年,在谢冕的组织下,李书磊和北大的同门师兄弟出版了一套著作,他写作了《1942:走向民间》。虽然进入党校多年,他仍然处于现当代文学的主流研究领域中。

同年,他出版了自己80年代以来的部分论文选集。他在后记里说:“我读自己80年代的文章甚至有点为今天惭愧;今天的思想或许周全了些,但却没有了80年代的锐利与生气。……就我而言,‘三十的庸人’是做定了,四十岁会不会变成老不死,就看能不能招回些二十岁的精神了。”

他常常想起激昂的80年代,每次回北大都感到情怯乃至恐惧。永远年轻的校园,于他似乎是一种无言也无情的鞭挞。他不愿意“从此泯灭内心的火”,希望还能保持“征服艰险、占有生活的强烈欲望”和“不妥协、不苟且的骄傲的尊严”,还有勇气像从前那样“鲜明地表达我的爱与仇”。

1999年春天,李书磊远赴美国哈佛大学,进入肯尼迪政治学院的“高级行政人员班”学习。这个班后来以“中国高级官员训练营”闻名。

班上共74名学员,3名中国人、1名巴拿马人,其余皆是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年龄从30岁到60岁不等。李书磊坐在阶梯教室的高处,眼前是一片秃顶。这个班每天上8小时的课,连午餐时间都安排了一小时讲座。

李书磊觉得美国同学有一种“盛气凌人的优越感”,对不同文化、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的制度安排缺少了解、理解和同情。“他们以美国为标准去衡量世界,头脑也称得上是僵化了。”

2001年年中,37岁的李书磊成为中央党校的校委委员。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在“中管干部”序列,由中组部任免,人数在3到7人,参与党校事务的决定和投票。

2002年,李书磊从文史教研室主任调任培训部主任。培训部主要负责包括中青班在内的干部培训工作。不难看出,校领导已有意往管理方向培养他了。

那期间,梁锋一位师姐的博士论文要请李书磊匿名评阅,他去送论文,与李书磊浅谈了一会儿。“我觉得他没什么官员架子,还是给人学者的感觉。”

吴稼祥也在那时于党校校园内偶遇骑着自行车的李书磊。李书磊像本科时那样,话不多,“丝毫没有跋扈之气”。

2003年,李书磊出版了1998-2002年的文集《说什么激进》,自我鞭策仍在。他说:“但愿,30年后我自己还能坦然阅读这书,不被其中的种种纯洁所刺痛,不会心如刀搅。”

2004年2月,根据中组部安排,李书磊赴陕西,挂职西安市委副书记两年。回京两年后,2008年6月,他出任教务部主任。当年12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在作为退休校领导出席一个正式活动时,周亮遇到了李书磊。他觉得李书磊和20年前刚上中青班时有了较大的区别。“低调、朴实,但说话、做事都更周全了。”

国家图书馆开办珍贵书籍文物展,李书磊约老主任一起去看。老主任问他还有时间读书吗,他说,有,晚上。老主任劝勉他,你是读书人,不要把本分丢掉。他说,请你放心,我不会丢掉的。

官位渐高,李书磊多是夜读。青年时,他向往一间书房、半亩庭院,书房里摆着自少年时代积存的书,其间夹杂着他写的各式眉批,庭院里杂种各种各样的树木。在夜晚,风雨吹打树木,他可以在书房里夜读。而现在,夜读成了不得已的选择。万籁俱静,敲门声、电话声皆不再有。如同他所欣赏的古代官员,千里宦游,两袖清风,满墙书卷,白天升堂处理俗务,晚来在灯下读书咀嚼真谛,“庶几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彻底转身

 

2014年1月,李书磊调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马相武曾在2015年夏天去福建,和宣传部门聊起他的老同学李书磊。“他们没说负面的东西,也没有太高调的吹捧。我认为对于干实事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

2016年1月,李书磊上任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早在2013年,他就以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身份,担任了中纪委委员。

吴稼祥认为,李书磊调任北京市纪委书记,是培养他书生气之外的“尚武精神”,了解社会阴暗面。

李书磊曾说,要守其黑而知其白,怀着坦然的心态应对商业化时代,并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改善工作。书生李书磊已和不属于文人的市场经济时代和解,能以更宽容的心态视之。因为,这不是异己的时代、别人的时代,而是自己的时代,“实际上正是这个时代解放了我们大家的愿望和能量”。

他要求自己,对于不良世风,应怀有智者和痴者的双重态度智者的态度是指对于人性必有的缺陷、历史必经的过程要了悟,要坦然痴者的态度是指对于自己所遇见的具体的不平要有拍案而起的勇气,要坚定地捍卫社会正义和自己的正当权益,不做犬儒和懦夫

李书磊推崇鲁迅的一句话:“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他说,这“婴孩”是内心的期待与依恃,而如果这也算理想的话,“我们仍可自称为理想主义者”。(特中特说,婴孩也是不忘本初的赤子之心)

熟悉李书磊的老同事以为他会做一个大学问家,没想到他最终走上了仕途。“仕途也很好,书磊这样的人走上仕途,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好事情。”

2003年之后,李书磊没有再出版著述,只参与了《雁塔乡村治理》(雁塔位于他曾挂职的西安市)的写作。

至此,他完成了学者到官员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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